精準扶貧，是指針對不同貧困區域環境、不同貧困農戶狀況，運用科學有效程序對扶貧對象實施精確識別、精確幫扶、精確管理的治貧方式。一般來說，精準扶貧主要是就貧困居民而言的，誰貧困就扶持誰。

“精準扶貧”的重要思想最早是在2013年11月，習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作出了 “ 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 ” 的重要指示。2014年1月，中辦詳細規制了精準扶貧工作模式的頂層設計，推動了“精準扶貧”思想落地。2014年3月，習近平參加兩會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實施精準扶貧，瞄準扶貧對象，進行重點施策。進一步闡釋了精準扶貧理念。2015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新年首個調研地點選擇了云南，總書記強調堅決打好扶貧開發攻堅戰，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5個月后，總書記來到與云南毗鄰的貴州省，強調要科學謀劃好“十三五”時期扶貧開發工作，確保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脫貧，并提出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精準扶貧” 成為各界熱議的關鍵詞。

2015年10月16日，習近平在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強調，中國扶貧攻堅工作實施精準扶貧方略，增加扶貧投入，出臺優惠政策措施，堅持中國制度優勢，注重六個精準，堅持分類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通過扶持生產和就業發展一批，通過易地搬遷安置一批，通過生態保護脫貧一批，通過教育扶貧脫貧一批，通過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廣泛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扶貧。

為什么要精準扶貧

我國扶貧開發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通過近30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舉世公認的輝煌成就，但是，長期來貧困居民底數不清、情況不明、針對性不強、扶貧資金和項目指向不準的問題較為突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目前全國農村貧困居民8249萬人（其中四川為602萬人），實際遠遠不止8000萬，這個數據是國家統計局根據全國7.40萬戶農村住戶調查樣本數據推算出來的。這個數據對于研究貧困居民規模、分析貧困發展趨勢不是很科學，但在具體工作中卻存在“誰是貧困居民”“貧困原因是什么”“怎么針對性幫扶”“幫扶效果又怎樣”等不確定問題。由于全省乃至全國都沒有建立統一的扶貧信息系統，因此對于具體貧困居民、貧困農戶的幫扶工作就存在許多盲點，真正的一些貧困農戶和貧困居民沒有得到幫扶。

佟麟閣

佟麟閣（1892—1937），原名凌閣，字捷三。河北高陽人。

1911年11月，為響應辛亥革命，河北灤州爆發了由馮玉祥、王金銘、施從云等領導的反清起義，佟麟閣于這時從戎參軍，投入馮玉祥營下為哨兵，后來升為哨長。

1917年，駐防廊坊，參加馮玉祥領導的“廊坊起義”。1920年，任第四團的營長，駐防湖北；不久又調駐信陽。在駐信陽時，馮玉祥部因不屬直系，又未參加直直皖戰爭，而得不到吳佩孚的薪餉供應。官兵以鹽水和雜糧勉強度日。佟麟閣常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和“真愛民，不擾民”的道理，勉勵該營官兵，嚴守軍紀，同甘共苦，共度難關。他還帶領全營兵為信陽城區，翻修街道，兩旁植樹，造福于民。

1926年，段祺瑞等借口國民軍“赤化”，組織討赤聯軍，糾集五十余萬之眾分五路向國民軍進攻。國民軍被迫撤出北京，主力退守南口附近。此時馮玉祥已赴蘇聯考察。由張之江任國民軍總司令。佟麟閣任國民軍第十一師師長。佟麟閣與劉汝明的第十師防守南口，青龍橋、延慶一帶陣地，張作霖、吳佩孚聯合山西閻錫山集中優勢兵力，配備坦克、鋼甲車等新式武器，向第十一師與第十師發起猛攻，戰事持續半年之久。

1926年8月，馮玉祥從蘇聯回國，舉行“五原誓師”響應北伐，宣布全軍官兵加入國民黨。當時，國民軍的楊虎城等部被吳佩孚的劉鎮華部包圍在西安已達八個多月之久，危在旦夕。馮玉祥派出主力，星夜馳援。國民軍第一軍十一師佟麟閣部及吉鴻昌第五軍為先頭部隊，由五原經寧夏至平涼，經那州到乾州，急赴咸陽。先解趙登禹部之圍，爾后進軍西安，擊敗劉鎮華部，解除了西安之圍。

1927年，佟麟閣駐軍天水，兼任甘肅省隴南鎮守使，上任后致力于刷新政治，興辦地區福利，厲行禁煙禁毒，提倡婦女放足，創建學校和孤兒院等慈善事業，深得民心。

1933年5月23日，佟鱗閣、高樹勛等十四名將領在張家口聯名通電，響應馮玉祥的號召，參加抗日同盟軍。七七事變爆發后，佟麟閣以副軍長之職負責軍事指揮，以軍部名義向全軍官司兵發出命令：凡是日軍進犯，堅決抵抗，誓與盧溝橋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1937年7月28日，日軍向北平發動總攻擊，進犯南苑，時任第29軍副軍長的佟麟閣與132師師長趙登禹指揮29軍死守南苑，佟麟閣被機槍射中腿部，部下勸其退下，他執意不肯，仍帶傷率部激戰。與日軍從拂曉戰至中午，頭部又再受重傷，終因流血過多壯烈殉國，時年45歲。